但如果公权力对私债的发行予以辅助则违反法定目的，属于权力滥用。
这就要求国家机关特别是自治机关必须有少数民族公民。在全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有44个建立了自治地方。
⑤见《宪法》第116条、《民族区域自治法》第19条、《立法法》第66条。第二，中央机关及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中依法配备了少数民族人员。六是形成科学规范的民族立法和监督检查机制。将民族区域自治确定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五是自治地方应积极行使变通规定、补充规定制定权和执行权，尤其是自治地方自治机关所享有的变通执行和停止执行权。
一是在使三个离不开思想更加深入人心的同时，切实增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10]提升自治地方公民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与法律意识。但因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在国家法制统一的前提下实施的，民族地区如何在这一前提下充分行使立法权尤其是变通权却成了一个问题。[98]法律问题与社会科学的结合若要富有成果，则是以规范性的判断为前提的。
它处理的不如说是对社会问题的法律内在调整。这是关于刑法典第20条规定的无责任能力的规定。（三）委托思维 此外还有委托的思维。但它从未委托社会学家或人类学家来定义社会束缚性和社会关联性，因为这一直被认为是宪法学者的任务。
而对于经验的约束而言，该任务则交给非法律的机构。当然，综合思维也有它的合理性。
[62] 主要是德国移民在美国传播了这种洞见，[63]该洞见乃是基于一战前德国国内有关价值判断的争论，对此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韦伯于1904年发表的长文《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Die #791;Objektivit?t#789; sozialwissenschaftlicher und sozialpolitischer Erkenntnis）[64]。[81]当时法院认为，现实存在的种族隔离事实并不构成违法。人们也可以用另一种表达：对跨学科研究成果的利用是以法学内部的解释、即以一种在学科内部的解释为前提的。在同一时期，魏玛共和国的人们关注得更多的不是社会科学，而是哲学中的重要分支如生命哲学、现象学、实在价值伦理（materialer Wertethiken）和本体论。
深层次原因在于，在20世纪初，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充斥了最高法院。其中下述（1）和（2）两个例子值得关注，它们无论对宪法中的社会科学考量还是对于美国的宪法史都是富有意义的：（1）经济自由问题上的基本权利保护的发展。（宪法的）规范文本经常还无法提供可供涵摄的标准，（宪法）规范在被适用到事实之前必须首先借助实效性（Wirklichkeit）的检验而得到加强，从而形成标准。综合的跨学科思维是基于理论以及理论间的比较。
今天的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是否也达到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Bunting v. Oregon案中的那种地步？我们在德国一直坚持的观点是，卡尔斯鲁厄（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所在地——译者注）的判决都应当避免再犯美国的错误，即期待通过社会事实来解决法律问题。无疑，社会科学对美国法学——不仅对法律判决而且对法学，也就是说，既对实践也对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30]案例书为大学课程整理案例材料，[31]专业的研究则钻研，哪一位法官在哪一个问题上引用了多少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32]或者社会科学的成果对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理由具有什么样的影响。[56]主要代表人物是道格拉斯（William Douglas）、[57]弗兰克（Jerome Frank）[58]和卢埃林（Karl Llewellyn）。
社会事实越普遍，法院越相信综合思维。通过这种方式，他终于使法院相信工作时间规制的合理性。但是，这种法学论证付出的代价是：社会数据的说服力一旦起决定作用，那么法学家就会开始丧失调查和评估能力。换个说法也一样，法学家不期待自己成为一个专业工程师或者医生，但是他可以有自信地自我提升和改造成为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或者心理学家。（三）跨学科工作的目标冲突 跨学科工作的基本困境在于：如果它愿意吸收其他学科的成果和认真采纳其方法标准，那么它就有必要遵循分工的思维，但是分工思维将导致决定权不得不被交给他者。这种思维尤其适合于在对个别事实和社会事实的调查中对跨学科的成果予以考虑以及把分工的前提条件和范围作为法律问题来予以专门对待。
[40]它没有将该评估留给立法者，而是用一种形式化的经济自由主义式的合同自由为标准所作的合理性考量代替了立法机关的判断。[14] 例如，当联邦宪法法院说人乃受社会束缚的存在以及具有社会关联性的存在者的时候，[15]它不是在用人性尊严的法学定义，而是在用人的形象（Menschenbild），即一个在社会心理学和人类学背景下所作的定义。
在审理大麻消费合作社的可刑罚性的时候，法院详细阐明了其对健康的危险。[23]显然，法院在这里并不相信自己的专业知识。
通过社会科学方法，连人事指导方针都发生了变化：[74]不再以从事审查和设立判例法的法官为中心，而是要以从事规范制定的法规命令（Verordnung）制定者和立法者为中心。[1]此外，还有普遍事实（generelle Tatsachen），也被称为立法事实（legislative facts）。
[10]因此，联邦宪法法院很少对证据进行查证，[11]尽管例如调整目的——手段关系的比例原则的适用在没有事实的情况下将无法进行，[12]同时《联邦宪法法院法》第26-29条也对证据调查作出了规定。[90]该判决的基础在于隔离但平等的做法所具有的歧视性乃理所当然，然而这种理所当然恰恰无法在社会科学上被合乎逻辑地证明。1、工作时间规定和放任主义 对工作时间进行立法的权限属于美国联邦。否则，无论在法学中还是在其他学科中，规范与事实的结合都是不紧密的。
与之相反，综合思维缺少委托的需求，因为综合的要求是对法学家自身提出的。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位于第七十。
[8]众所周知，无法从实然推出应然。总之，在涉及社会事实的问题上，综合思维和委托思维构成竞争关系，而分工思维在此时则几乎没有用武之地。
[13]此外，宪法包含着这样一些概念，对它们的把握要依赖于社会的和政治的基本预设。对于先例约束而言，这些都是法院的任务。
[52]法学——不仅仅是那些与事实相关的判决——本身成为社会科学的一部分。从经验事实中无法推导出法律约束力。[61]但是，在内容上代替受到批判的法的应该是什么？经验虽然提供了在判例法思维中缺少的理性的认识根据，但是却不能奠立起任何规范性的必然性。根据Twining的回忆（前引注59，第116页以后），卢埃林大声呵斥了一位提交了一篇有关康德区分实然与应然的报告的学生，卢埃林对此的评论是，康德与他的方法论课程没有丝毫关系。
在各种争论中，社会事实的论证成为关键。4、新政时期达到顶峰 越来越富有启发性的是社会科学在美国的进一步发展：无论是分工思维还是综合思维都不再行得通。
总的来说，作者的结论是，法院更重视先例中的事实多于重视社会事实。对违反善良风俗（民法典第138条）或者类似的民法社会事实（一般社会观念、社会生活上必要的注意）的判断难道不能像往常那样借助社会科学家所作的经验调查来作出吗？对主流的法律道德和社会道德进行经验性的社会调查似乎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分工的结果是，对事实的描述被委托给社会科学，法的生成（Pr?skription）则委托给立法者。与社会科学相对，综合思维的优势在于，它具有一种与经验不同的启发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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